由近20套研究丛书联手组成“文库”，可以把松散的“指头”组成“拳头”，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形成更大的学科影响力，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的人文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作为120周年校庆图书，文库计划有近百部著作问世或完成。截至2018年5月已有19部著作正式出版。

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文库”中的五部著作，一起感受北大人文学科著书立说的魅力吧！

一、 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

简介：

本书从历代诗论评价杜诗艺术的重点问题和争议焦点出发，探讨杜诗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论述了杜甫“诗史”的叙述艺术，“诗圣”的艺术形象，五古、七古、歌行、五律、五排及五绝、七绝等各体诗歌的艺术成就和表现特征，并阐发了杜诗艺术在荟萃前人基础上的多种创新变化的原理，以及杜甫对诗歌体式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书摘：

杜甫在诗歌中为自己提炼的形象是孤独无力的“腐儒”和衰老穷愁的“野老”。前者侧重于内心，后者侧重于外表。二者融合成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诗圣”形象。他虽有经纬天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他不懈地探寻拯世济民的大道，却无人理解，寂寞终生。然而他关怀苍生黎民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他不肯趋走风尘，不善逢迎干请，坚持用拙存道，心迹双清，所以只能穷愁潦倒，自甘老丑。但他能在生活中随时发现人间真情，善于用幽默调侃排解苦难衰病。他真诚地袒露自己的苦恼，坦率地嘲弄自己的困境。因此在他之前，从未有一个诗人能将他的性情面目如此鲜活地突显在诗作之中，这才使得后代读者能与这位“诗圣”如此亲近。

杜甫的“诗史”主要体现在五古、五七言新题乐府等直陈时事的体裁中，反映了他善于叙事的特长。但也在律诗、排律和绝句等不适宜叙事的体裁中随处可见。他运用各种诗体的表现原理，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时代。同时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从帝王后妃到官僚士子等各色人物在大动乱中的命运，尤其是最前线的战士和最底层的百姓在血泊和饥寒中挣扎的惨状。最可贵的是诗人的心始终和人民一起滴血，所以他的诗笔能发掘到人性的深处，深刻地揭示出处于历史灾难中的人们对生存境遇的痛苦感受和复杂心理。可见杜甫的“诗史”绝不仅仅是用诗的形式实录历史事件的“史”，而是以史实为背景观照人生的诗。

作者的话：

杜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但前人的研究对杜甫各体诗歌开拓创新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理解。为此我希望通过公正地辨析前人争议中的焦点问题，深入探讨杜诗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及其中的原理，以求对杜诗的重大贡献获得更透辟的认识。

二、 林梅村《西域考古与艺术》

简介：

本书基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讲义，以时间为序，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西域考古与艺术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内容涉及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所见古代冶金技术的传播、西域古民族迁徙和重新分布对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影响、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发现，以及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全书以考古材料为依据，结合扎实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踏查，对目前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问题得出了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书摘：

1939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附近的塔尔格里河谷发现一座公元前2世纪游牧人古墓。研究者认为是乌孙墓，而墓主人则被认为是一位富有的女萨满师。这座游牧人古墓出土了300多件黄金艺术品，其一为红绿宝石镶嵌的镂雕黄金牌饰。孙机先生认为：“其构图和题材全系汉式，但是缺少内地同类作品所具有的夭矫腾踔之气势，似为当地的月支或康居工匠的模拟之作。”我们注意到，这座游牧人古墓出土了三件苏贝希文化晚期特征的彩陶杯，与伊犁河苏贝希古墓出土彩陶相同，年代当在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东迁中亚之后不久。

张骞第一次西使中亚，恰逢大月氏女王当政。《汉书·张骞传》记载：“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己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无独有偶，1979年，阿富汗西北边境西巴尔甘发掘的六座大月氏王墓中，只有一座是男性墓，其余皆为女性墓。我们认为，南哈萨克斯坦大月氏墓的女主人恐非乌孙女萨满师，而是大月氏女王。

自古以来，大月氏人就以女性为王。《穆天子传》卷二载：“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穆天子传》卷三记载：“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这个故事讲述穆天子在昆仑山瑶池（今新疆巴里坤湖）宴请西王母。我们怀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原型源于大月氏女王当政，那么巴里坤草原大型石构建筑或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石室”。

作者的话：

近代历史科学的兴起，尤其是考古学的传入，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史学“三皇五帝”创造历史的神话传说。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历史过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考古发现与最新研究，必将引领我们进入中国考古学研究全新时代。

三、 王一川《艺术公赏力：艺术公共性研究》

简介：

本书对作者自己提出的艺术公赏力命题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指出在当前艺术分赏条件下，尤需倡导艺术公赏力及公民艺术素养的提升，注重艺术公共性问题。全书就艺术理论中的艺术公赏力传统、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及其动力等问题做了历时性论述，进而就文化产业中的艺术、当代艺术媒介状况、艺术公共领域、艺术辨识力、艺术公信度、艺术公赏质、艺术品鉴力、艺术公共自由、中国艺术公心、艺术公共性体验、艺术批评等问题做了共时性论述，最后得出“人为中介，艺即心赏；分赏偏美，公赏中美；公心互融，美美异和；人顺天地，三才分合”的结论，对把握当代中国艺术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书摘：

其实，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观有品无方式，这就是老庄开创的道家式观照方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按老子的论述，“道”诚然没有固定的实体及形状，令人难以捉摸，但毕竟还是有“恍惚”的“象”与“物”的，所以，一般的“目视”不可能企及，而需要倚重特殊的“心观”之法才能观照到。老子于是提出“玄鉴”之法——“涤除玄鉴”。当主体彻底清除掉内心的杂念、调动心灵去展开属于超感官的观照（即“玄鉴”）时，就可能真正感知到“道”的本来面目。而随后的《庄子》传承老子的衣钵，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心斋”、“乘物以游心”、“游心于淡”等观照方式，更加突出个体的内在自由精神驱动下的感知。

这种感知方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式观有品无方式的一种主流，对后世中国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这样写道：“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窗窗，可以观妙。”透过对幽深的东丘的静观品味，个体可以体会到“道”的奇妙动人的魅力。这里从山丘的幽深景致而“观妙”，其实正是“观道"，也就是借助山丘的幽深而领悟到“道”的恍恍惚惚的真相及其奇妙处。其实，按照道家美学传统，观有品无方式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于对“妙”的追寻，也就是“观妙”。《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为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里首次提出了“观其妙”或“观妙“的思想。“妙”，是指“道”的奥妙；“徼”，是指“道”的端倪。把握“道”的“无”的一面，正是为了观照“道”之“妙”（而与此对应，把握“道”的“有”的一面则是为了观照“道”的“徼”的特性）。尽管“妙”和“徼”都属于“道”的具体表现方式，所以说“妙”和“徼”“同谓之玄”，但毕竟“玄”更偏重于展示“道”的幽深特性，与“妙”的含义更为接近，所以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此，“道”的至深特点在于“妙”。正是在这里，观有品无具体地表现为“观妙”。“妙”，可以说是“无”的一种审美与艺术特征，它传达的是“道”的恍惚、幽深或玄远的自然姿态。

作者的话：

本书出于传承北大艺术理论传统和回答当前中国艺术界新问题的自觉，提出了艺术公赏力这一原创性命题，并做了开拓性论述。它在回顾北大艺术理论传统基础上，对艺术公赏力重心位移、艺术公共领域、艺术公赏质、艺术公共自由、中国艺术公心等问题做了论述，指出当前艺术分赏条件下尤需倡导艺术公赏力及公民艺术素养提升。全书有关“艺即心赏”“美美异和”“三才分合”等主张，对把握当代中国艺术生活应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四、 褚敏《当代俄语现状研究》

简介：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当代俄语，具体指苏联解体之后至今这二十余年的俄语，研究内容为这期间在俄语各个层面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形成原因。本书涉及俄语语言系统的所有层面，六个主题章节分别是当代俄语语音、词汇构成、词汇意义、构词、语法、修辞的变化及其成因。

书摘：

如果我们将上文所说的文化因素分为当代社会文化因素和民族文化因素，那么可以说当今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现状是新时期俄语政治隐喻形成的直接原因。当今俄语隐喻如同一面明镜，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社会中的种种混乱现象尽收眼底。“隐喻犹如一面独特的镜子，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民族意识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好恶而得以反映在其中。”新时期报刊语体隐喻性的增强是当今俄语的一个新现象，是受到当代社会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社会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导致犯罪领域术语的隐喻化用法增多。同样，苏联解体后的宗教复兴也使得众多的宗教术语被当作隐喻使用。当今很多积极活用的隐喻并不是俄语所固有的，而是随社会发展而应运而生的。

另外，苏联解体后书报的检查制度大大放松，公开化、言论自由的气氛鼓励个性化语言的产生。宽松且自由的社会语言环境也成为俄罗斯报刊语言隐喻性增强的主导社会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文化是隐喻产生的外因，那么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民族特质则是隐喻产生的内因。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思维机制。相同的民族心理产生相同的思维方式，而隐喻是记录这种思维方式的言语表达手段，所以操持同一语言的民族就会使用同样的隐喻，而具有特定民族性的隐喻在另一语言中未必会产生。例如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龙、凤都是富有灵气的动物，是百物之首、百鸟之王，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于是就把他们比喻成龙、比喻成凤。这也就是隐喻产生的民族文化因素。

作者的话：

撰写此书的想法应该是本世纪初就有了，因为亲历了苏联的最后五年和苏联解体后的四年。社会的巨大动荡向来都是影响语言并引起其变化的最直接因素，作为俄语语言学研究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在当代俄语中所发生的剧变，记录语言的变化轨迹，梳理语言现状，剖析语言变化之成因于我而言责无旁贷，这也正是此书写作的初衷。

五、 李维《欧洲合众国——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

简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众多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库登霍夫-卡莱基（1894—1972）倡导的“泛欧”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领导的“泛欧”运动也最具有影响力。卡莱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联合思想家之一，被誉为“现代欧洲思想之父”。本书发掘、整理、使用了德奥地区的原始材料，考察了“泛欧”思想的历史起源、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重要方面，解决了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若干难点问题，是一部原始创新的世界史研究著作。

书摘：

在卡莱基看来，上述19世纪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是完全可以套用在20世纪欧洲联合的问题上的。他甚至自负地表示过，正如19世纪的德意志有俾斯麦的“小德意志”联合方案，20世纪的欧洲也有卡莱基的“小欧洲”联合方案。虽然卡莱基自比俾斯麦，对“小欧洲”联合的前景颇具信心，但他的这项主张在当时并非一呼百应。恰恰相反，不少知识精英、政府官员都是“大欧洲”联合的拥护者，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的呼声一度很高。

例如，1927年12月，柏林政治学院的地缘政治系举行了“泛欧”系列讲座。魏玛政府前部长科赫·韦泽发表了讲演，他认为，现代交通技术把英国和欧洲大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泛欧”运动应该积极主动，努力促成“大欧洲”联合的实现。卡莱基批判了这种观点，从“小德意志”统一的历史经验出发，他认为，让英国主动脱离帝国，加入到欧洲联合的进程中来，这纯属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如果英国加入泛欧，加拿大也会加入泛美”，英帝国就会分崩离析，并最终消亡。英国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她绝不会为了欧洲联合牺牲帝国的利益。

针对上述批驳，“大欧洲”联合的拥趸们又出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即整个英帝国加入欧洲联合，这样，英国既能加入“欧洲”，又能同时保住帝国。在卡莱基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大欧洲”，分明就是一个超级大英帝国的阴谋：“一个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欧洲，那就不是欧洲了，而是跨大洲的世界帝国。”这个超级复合体要么沦为英帝国的附庸，要么让它拖垮：“它在国际上根本没有一致行动的能力，直至自己完全崩溃。”卡莱基坚信，只有抛弃种种不切实际的、自毁长城式的幻想，坚定“小欧洲”联合的信念，“泛欧”联合的道路才会越来越明朗，越走越宽广。

作者的话：

做原始创新的外国历史研究，是我们的学术理想和努力方向。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不会总停留在介绍、复制和综合的水平上，不能总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和成就，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外文原始材料出发，开展具体、实证、创新的研究工作。祝北大文库越办越好，不断推出原始创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

来源：人文学部

编辑：陈立雪

摄影：牛天晓

制图：陈灿

排版：杨燕燕

责编：园中葵